在近年来的创投报道里,有一个被反复提及的时间节点,那就是2021年的美元大规模宽松——这被视为一场灾难。
目前普遍的共识是,美元大放水直接让一级市场在那段时期变成了投机者的乐园,热钱横流,估值被推高。这不仅让一大批风险投资基金在高位被套牢,还催生了许多名不副实的“伪独角兽”。短期后果是,2022年到2023年间出现了资本寒冬,流动性枯竭。长期影响则是,这些伪独角兽要么估值腰斩、勉强生存,要么直接破产倒闭,带走了大量投资人的押注,瞬间归零。
然而,即便最悲观的人也难以预料,大放水时代留下的问题,竟然能一直延续到2026年下半年——这个看似已被AI叙事撑起的时期。
近日,科技公司 Bending Spoons 宣布,计划以约13.6亿美元的企业价值收购远程协作平台Miro。考虑到Miro持有的约4.35亿美元净现金,该交易对应的Miro股权价值约为17.9亿美元。
而Miro这家公司正是大放水时代涌现的“估值虚高独角兽”的典型代表,2022年1月完成的C轮融资估值曾高达175亿美元(约合人民币1170亿元)。
17.9亿美元的股权价值,仅为C轮估值的十分之一。4年时间,估值暴跌90%,原本是一个超级独角兽,结果“超级”二字被跌没了,只剩下“独角兽”了。
先简单介绍一下Miro。
严格来说,将Miro与那些诞生于大放水时代、带有鲜明投机特征的“伪独角兽”放在一起讨论,多少有些不公平。毕竟他们确实是一个踏实做产品的团队,早在2012年核心团队就开发出了产品雏形。两位创始人安德雷·库西德(Andrey Khusid)和奥莱格·沙尔丁(Oleg Shardin)也并非那种职业创业者。
在创立Miro之前,他们两人共同经营着一家业内小有名气的设计师事务所Vitamin Group,主要业务集中在网站和APP设计。之所以创办Miro,是因为随着Vitamin Group的影响力扩大,慕名而来的客户越来越多,其中大部分是外地客户,沟通需求细节非常麻烦。也就是说,2012年库西德和沙尔丁是带着对产业的真实洞察决定创业的。Miro最初的名字也暗示了其深厚的产业基因——RealtimeBoard,用于远程协作的实时画板。
(miro的产品界面,来源:miro官网)
但说Miro是大放水时代的既得利益者,也一点都不过分。
2012年初代产品上线后,Miro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保持着“小而美”的状态,定位非常简单:就是帮助设计师与客户对齐需求的工具。就连库西德在多年后的采访中也承认,最初Miro甚至没打算做一款独立产品,他们的目标只是“将支持云协作的实时画板嵌入到浏览器里”。在这种佛系定位下,Miro直到2017年前后才完成了公司化运营后的首轮融资,金额仅130万美元,投资方也名不见经传,是一家名为Altair Capital的小机构。
2018年11月,Miro才算正式进入硅谷的视野。这一年,硅谷知名VC Accel领投了Miro的A轮融资,总规模为2500万美元。此时,在种子轮资金的帮助下,Miro已完成了初步的市场拓展,拥有200万用户和约8000个企业级用户,其中包括Netflix、Twitter、Hubspot、Airbnb等知名公司。但到这时,Miro团队仍保守地将定位锚定在“支持远程协作的实时画板”上。
可2020年,上帝猛踩了一脚油门。
那年春天,病毒席卷全球,人们不得不减少接触,但生活还得继续,怎么办?“远程协作”这个需求在这样的基调下开始暴增。据知名咨询公司高德纳(Gartner)统计,2019年全球只有27%的白领有远程办公需求——这里的远程办公指在一周内至少有一天在公司之外的场所(无论是家里、客户公司还是路上)办公——到2020年底,这一比例暴涨至51%,其中地广人稀的美国更是遥遥领先,比例达到53%。
Miro就这样顺理成章地成了香饽饽。2020年4月,Miro完成了B轮融资。这轮融资规模达5000万美元,投资方除了老股东Accel,还吸引了另一家硅谷活跃VC Iconiq,此外NBA球星斯蒂芬·库里也以超级天使的身份参与了投资。可以说,这是Miro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成为“明星项目”,Miro的野心也从此开始活跃起来。
在B轮融资通稿中,所有财经媒体对它们的描述已不再有“画板”字样,指出Miro不是“Zoom或Microsoft Teams”那种“用于协作的轻量级插件”,而是更像一个平台,是“许多不同办公工具的集成平台”。库西德的说法此时也发生了微妙的转变,他说“从一开始,我们的理念就是打造一个实时协作平台,而平台的概念非常重要,因为我们希望人们能在我们的产品基础上进行开发”。
从短期数据来看,这种转变当然是正确的。2018年底仅有200万用户、8000个付费用户的Miro,到2020年4月数字已跃升至500万用户、超过20000个付费用户。但一个公司的命运,不仅要看自我奋斗,也要充分理解历史进程。
2022年1月,Miro完成了C轮融资,融资金额高达4亿美元,是此前所有累计融资金额的5倍多。估值暴涨更加夸张,C轮融资中Miro的估值达到了175亿美元(约合人民币1170亿元),而根据Pitchbook收录的数据显示,B轮融资中Miro的估值仅为7.5亿美元(约合人民币50亿元),算下来不到2年时间直接暴涨了23倍。
当然,Miro的业务增长也处于暴涨状态。根据C轮时的报告,Miro在2022年初已拥有3000万用户,世界100强企业几乎全是其客户,其中有20家世界100强与Miro签订了100万美元以上的年度合同。
但具体到营收上,2021年Miro的营收为3亿美元,也就是说175亿美元的估值达到了营收的58倍。
这显然不是一个理性算账的结果。而且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,Miro也十分配合资本市场的节奏,选择了同步扩张。在C轮融资前的12个月里,Miro将员工规模扩大了一倍,人数超过千人。他们还在柏林、慕尼黑、东京、伦敦等11座城市开设了分公司,将自己变成了一家物理意义上的“环球公司”。库西德自豪地表示,这是为了“努力满足市场需求,力求让每一位客户都拥有良好的体验”,并将这一战略称为“一边飞一边造飞机”。
C轮融资后,为了实现“平台”的愿景,他们也开始了并购之路。例如2022年6月,他们花了大约2.5亿美元到3亿美元,收购了视频协作平台Around,尝试与Zoom展开直接竞争。
此外,其他疯狂扩张的行为还包括,在C轮融资前,他们将阿姆斯特丹的全球总部搬进了一栋面积为32496平方英尺(约3018.98平方米)的大楼里。虽然面积不大,但这栋楼是阿姆斯特丹政府认证的历史地标之一,始建于1920年代,是知名建筑师、阿姆斯特丹学派的代表之一皮特·卢卡斯·马内特(Pieter Lucas Marnette)的作品,是阿姆斯特丹市中心著名的斯塔德豪德斯大道唯一直接临水的大楼。
咱就勉强预估一下价值吧。
(来源:当地的物业广告)
总之,这样的扩张速度显然是All in了“明天会更好”这个大情绪,基本没怎么给自己留后路,更别说应对2022年下半年GPT时刻的冲击了。
2022年下半年,随着病毒减弱、放水结束、GPT时刻、Figma和Canva等新型工具崛起等一系列因素影响,这些云时代的受益者们迅速过上了苦日子。在二级市场上,Zoom、Asana、Monday.com这三家曾经轰动一时的独角兽,市盈率从巅峰时期的119倍、89倍、84倍,暴跌至2023年9月的3.3倍、5.2倍、8.5倍。
Miro自然也无法幸免。2023年2月开始,Miro就开始裁员并缩减不必要的运营支出。在公开信中,担任CEO的库西德坦承公司在一个“特殊时期”进行了大规模扩张,而现在需要“与不断变化的环境相适应”。2024年,Miro再次进行裁员,裁员比例达到18%。
到今天,Miro的数据已基本横盘在1亿总用户、400万付费用户的水平。根据收购方Bending Spoons公布的数据,目前Miro的ARR大约为6亿美元,其中90%来自企业级客户。按照这个数据计算,Bending Spoons的收购价格13.6亿美元,仅相当于ARR的2.3倍。
如果说Miro是研究大放水时代的优秀标本,那么买方Bending Spoons大概率会是未来研究2026年的优秀标本。
别看开头我用“科技公司”来修饰Bending Spoons,那是因为我实在有些词穷。我在《7000亿,贝索斯募了一只“捡尸基金”》中曾提到,人工智能的崛起不仅仅是提高效率那么简单,我们过往熟悉的生产流程、产业结构都将在人工智能发展的过程中被重构——这带来了长期内进步的可能性,但短期内必然带来的结果,就是出现大量身处时代淘汰边缘的、无法确定转型方向的企业。
贝索斯因此组建了一支名为“普罗米修斯计划”的7000亿基金,打算在这种困境中寻找机会,主要业务是收购那些被人工智能严重冲击的传统制造业企业,利用人工智能对其进行现代化改造,让其重获新生。而Bending Spoons,则大概可以看做软件业的“普罗米修斯计划”。
Bending Spoons,成立于2013年,来自意大利,主要业务是收购那些“老旧软件公司”,然后通过各种改造和赋能帮助他们重新恢复增长,目前收购的知名软件公司包括AOL、Eventbrite、Vimeo。其中最经典的案例有两个:一个是Evernote(印象笔记国际版),2023年收购时Evernote已连续多年亏损,运营两年后的2025年收入较2023年增长约30%,平均每名活跃用户收入提高150%。另一个经典案例是修图软件Remini,根据Bending Spoons公布的数据,收购五年以来,月活用户增长超过5倍、收入超过9倍、用户平均收入提高约50%。
更厉害的是,贝索斯的计划是通过“人工智能”来让老旧企业起死回生,而Bending Spoons虽然也会结合AI进行改造,但AI只是整个操作中最普通的一环。严格来说,他们的改造思路甚至与技术毫无关系,核心思路就是一句话:一支规模小、自主性强的顶尖人才团队,永远会胜过臃肿的组织。
在一档播客栏目中,Bending Spoons的创始人之一弗朗西斯科·帕拉内罗(Francesco Patarnello)曾分享过他们收购标的的三个筛选标准:第一,看自己的平台能不能给目标公司带来实实在在的价值——比如帮它吸引人才、把数据变成洞察,或者带来新用户;第二,看收入规模够不够大——公司宁可每年少做几笔、但每笔越做越大,也不想派一支50人的团队去折腾一家年收入才2000万美元的公司;第三是看收入可不可预测——注意,不是看增长快不快。
也正是因为这种思路,Bending Spoons成为了今年的现象级话题之一。今年7月3日,Bending Spoons在纳斯达克完成IPO,市值最高达到250亿美元(约合人民币1677亿元)。当时20VC做了一期栏目,盛赞Bending Spoons是一场标志性的“反人工智能IPO”,因为这家公司本质上是“一堆二十年历史的软件资产”。在这个前提下,Bending Spoons顺利上市且股价大涨,证明了AI并不是运营增长的唯一途径,通过“稍微修产品、改善体验、重新定价”,完全有机会“把原本低增长资产包装成高增长组合”。
这样来看,Bending Spoons对Miro的收购就很值得期待了,因为很少有公司比Miro更适合用来诠释传统软件开发思路在AI时代的困境,Bending Spoons的整个抢救过程充满着象征意义。最起码这是作为“弱者”的人类,在巨大的技术冲击面前,去证明自己真的有一种用技术无法取代的“特有能力”,人性仍然“主导进步”。
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“投中网”,作者:蒲凡,36氪经授权发布。